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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还是胡适? | 鲁迅诞辰135周年纪念特稿
作者: webmaster (站长) 时间: 2017-01-02 16:36:41 | [回复] [发表] [<<] [>>]
今天是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今年是鲁迅逝世80周年。今天我们该怎样纪念鲁迅,需要鲁迅还是胡适?


●●●鲁迅和胡适是上个世纪中国最著名最重要的两个文化名人勿容置疑,为中国竖立起两座伟大丰碑,至今也无人能够超越。因此,鲁迅与胡适之异同之意义及“鲁迅还是胡适”便成了非常重要的文化命题,对于中国及我们个人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

  鲁迅与胡适的区别非常明显,一刚一柔,一左一右,一冷一热。其中,最重要的异是两人所走道路的不同。鲁迅经过彷徨,走上了呐喊战斗,揭露黑暗批判国民劣根性进而立人的道路。而胡适则一直坚定地走在开山建路引来西方活水进而改良立宪的路上。一个成了社会和政府的坚定批判者,一个成了政府的“诤友”。



●●●有人说,鲁迅只有破没有立。实则不然,鲁迅也有立,想立的是“新人”。他不相信堂而皇之的外在东西,而是坚信只有国民精神改造好了,中国才会变好。否则,只能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轮回。

  而胡适则对西方的民主、法治、宪政等制度充满向往,认为只要制度建设好了,中国自然会变好。因此,他先后与吴佩孚、段祺瑞合作,后来又与蒋介石合作,希望能成为“国士”、“帝王师”,借机实现自己的主张。



  两人认识上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区别,乃是因为他们思想和性格不同所致。胡适在西方留学多年,对欧美民主制度有切身体会和深刻钻研,因而对其充满向往和信心。

  而鲁迅虽然也曾留学日本,但受尼采个性主义和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影响颇深,更相信人的力量。并且,鲁迅少年家道突然破落而尝尽世态炎凉,养成了他悲观激愤的性格,不相信任何“黄金世界”。而胡适虽然少年丧父,但受到母亲宽厚坚韧的良好家教,培养了他乐观温和的性格,从而积极入世,相信“功不唐捐”。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也导致了鲁迅与胡适为人处世方式的重大不同。鲁迅嫉恶如仇,争强好胜,斗争心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去世前还宣布对敌人“一个都不宽恕”。



  为什么鲁迅如此决绝呢?他晚年在文章《女吊》里说明了他不能宽恕的原因:“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对于“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的确不能讲宽容。而胡适则信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朋友遍天下,人人皆以“胡适之的朋友”为荣,基本上没有私敌。

●●●鲁迅本质上是战士,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是中国历史中罕见的公共知识分子代表,做到了他提倡的敢于直面淋漓鲜血的“真的猛士”和不顾厉害的“真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而胡适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的“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1948年蒋介石曾请胡适当总统,胡适犹豫再三最终心动同意,甚至对秘书说过“我这个人,可以当皇上,但不能当宰相”。虽然结果是被蒋介石耍了一把,但胡适后半生还是非常乐意和主动地做国民党政府的“诤友”,为体制建言献策,期待以和平改良手段完善政治。

  鲁迅和胡适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不同,即两人对爱情的不同处理态度。他们都接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娶了母亲给选定的妻子。但鲁迅只不过把朱安当成了“母亲给的礼物”,和她只是形式上的婚姻,虽然也曾觉得自己不配享有爱情,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拥抱了爱情,不顾世俗地和许广平婚外同居生子。

鲁迅与许广平


胡适与江冬秀

  而胡适的夫人江冬秀虽然和朱安一样裹脚没有文化,虽然胡适有韦莲司、曹诚英、罗维兹等多个情人,曹诚英甚至为胡适怀过孩子,但胡适最终还是惧于江东秀“河东狮吼”的威胁和做得一手好菜的诱惑而将就一生。此事也足见鲁迅和胡适性格不同,鲁迅做事绝决横行,想干就干,而胡适则优柔寡断,太珍惜自己的羽毛。

●●●胡适晚年曾对周策纵说过:“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这句话足以证明胡适确是鲁迅的知音。鲁迅和胡适虽然有诸多不同,但本质上还是一路人,都梦想“革新中国”,都追求社会公平、正义,都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胡适是公认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将自由主义的理念、学说介绍到中国,并一直呕心沥血在中国播撒自由主义火种。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地一直为自由鼓与呼,从三十年代《新月》杂志批判国民党政府人权,到晚年为《自由中国》鸣不平,甚至当面顶撞蒋介石,“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1958年4月10日,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就职典礼上,蒋介石在“训辞”中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胡适当面反驳蒋介石道:“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台下,蒋介石闻此怫然变色。



  1960年,胡适与雷震共同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因屡次冒犯国民党当局被迫停刊,雷震等人被以“叛乱”罪名逮捕。胡适闻讯,四处营救,多次向陈诚等人及蒋介石当面求情,但蒋介石不予理睬。最终,雷震被判处十年徒刑,胡适连呼“大失望、大失望”,并复发心脏病,一下子像老了十多岁。

●●●而鲁迅呢?他虽然思想左倾,虽然对自由主义学说不甚了了,但也一直热爱自由,追求与捍卫自由,切实践行着自由主义,参加过中国自由大同盟、民权保障同盟,且他的写作基本上都是“我手写我心”。鲁迅之所以与周扬等左联“总管”格格不入,就是因为他的独立人格与组织纪律存在冲突。



  1957年,罗稷南询问毛泽东,鲁迅如果还活着的话会怎样,毛泽东很明确地回答道:“要么是继续在监狱里写作,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按照鲁迅的性格,他肯定不会不做声的,毛泽东同年在另一次谈话中也说:“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所以,如果鲁迅活到解放后的下场可想而知。

  而如果胡适回到大陆会怎样呢?结果也不难预言,他的儿子胡思杜虽然跟父亲划清界限,历数胡适罪行——“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的”,但依旧难逃上吊自尽的结果。

  可吊诡的是,这样两位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都反专制反极权的人却不幸都被专制所利用。他们因高大而被雕成了塑像,迷失了自身真正面目的同时,也误导、遮蔽甚至打压着他人,使得中国历史走了不少弯路。

  建国后,鲁迅成为新政权的代言人,成了“高举了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帜”的“党的一名小兵”,成了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而虽然国民党政权一直认为胡适的政治主张“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但也一直在利用胡适,充当自己政权合法性的装潢。

  为什么会有如此异化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各自的思想资源符合当政者的需要,如鲁迅的斗争哲学、对共产主义的欣赏、对旧社会的批判与新政权意识形态一脉相通,毛泽东曾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两人具有无可伦比的影响力,因此便被借力打力。



●●●无论如何,这不是鲁迅和胡适的错。无论如何,鲁迅和胡适的贡献、意义足以光耀千古流芳百世。那今天,我们究竟选择“鲁迅还是胡适”呢?很多人说,鲁迅已经过时了,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是革命的世纪,而今天应该是胡适的世纪,是流汗改良的时代。实际上,鲁迅和胡适并非互相排斥,更多的是互补是一致。一个健康社会,需要鲁迅这种批判型知识分子,也需要胡适这种建设型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中国的“正能量”,都是社会的良心和大脑。

  今天,我们国家需要胡适引荐的民主、法治、宪政等制度建设,也需要鲁迅倡导的国民精神改造、文化建设、素质教育。前者乃当务之急,后者则是根本之计。对于我们个人,我们需要学习鲁迅的“硬骨头”,也需吸收胡适的“容忍”精神,更需要坚守他们共同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实际上,今天我们成不了鲁迅,也成不了胡适,只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将自己铸造成器,但凭良心,各尽本分,“日拱一卒,不期速成;水滴石穿,功不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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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58.217.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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